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与诗意

    这场呈现给中国观众的展览--从某种意义上是说独一无二的，因为这是首次把俄罗斯20多个博物馆的绘画作品集合在一起。每一家参展的博物馆都藏有俄罗斯一流的造型艺术品，这证明了一点，就是俄罗斯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不仅仅集中在两个中心--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些肖像画、风景画、风俗画和历史画作品分布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经历着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彼此间素未谋面。这次，该展览的举办者将它们集合在一起，使它们之间有了新的理解和交流，揭开了蕴含在它们之中出乎意料、令人惊喜的层面和特点。同时，该展览明显地体现了俄罗斯文化空间的统一性，不管下诺夫哥罗德、鄂木斯克、喀山、萨拉托夫这些城市距离彼此多么遥远。所有这些俄罗斯的城市和地区，尽管都具有自己的历史，但总是被祖国总体的历史命运连结在一起。该展览既是俄罗斯文化统一的体现，也是其共同精神源泉和传统的体现。

    19世纪常被称作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这个以拥有众多伟大艺术家的创作而显得光彩的时代，是以俄罗斯才华横溢的伟大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为开端的。与他同时代的还有许多其他领域的卓越艺术家，包括作曲家米哈伊尔·格林卡、画家卡尔·勃留洛夫和亚历山大·伊凡诺夫。该世纪初所形成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下半叶。

    这个辉煌时代的转折点始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终于19世纪九十年代至20世纪初。在这个时代的艺术中体现了强烈艺术个性的绝妙集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穆索尔斯基、苏里科夫、施什金、列宾分别在文学、音乐、绘画领域力图表现人与周围世界的复杂而矛盾的关系。

    许多确立19世纪下半叶艺术特征的大师们，其艺术之路的开端是与俄罗斯19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轰轰烈烈的民主主义运动同时的。19世纪四十年代末西欧的革命运动与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罗斯本土的一系列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时代的特征，最终迫使沙皇废除了可耻的农奴制并由此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对俄罗斯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进行改造。“这是令人惊奇的时代，每个人都愿意思考，而且，只要脑子里冒出点什么东西，就想宣之于口。思想终于不再沉睡，开始活跃起来。”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阶层杰出的政论家和文学评论家尼·谢尔古诺夫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如是说。

    彼得堡美术学院的大学生痴迷地阅读涅克拉索夫的诗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力作，热烈地讨论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赫尔岑的文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论文。所有这一切塑造了艺术家的理想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创作风格。一代新人--平民知识分子积极地参与到俄罗斯社会生活和艺术生活中来。他们是小官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后代。他们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和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需要服务的愿望从全国各地来到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一代新人具有民间生活的宝贵知识并意识到自身与之牢不可破的联系，他们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并形成了新的美学观点。

    新美学观点的基本原则即追求生活的真理，不管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以诗意的方式理解世界为特征的时代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对世界的批判性思索和期望以艺术的力量使“压制光明”的东西灭亡，渴望“打开沉睡的人民的眼睛”。这种新的潮流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最符合该宗旨的是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画作。正因为这个原因，在19世纪六十年代，风俗画引起了艺术家和观众的极大兴趣。风俗画不仅可以表现现实生活，还可以对其进行严格的批判分析，“对生活的各种现象作出判断”（尼·车尔尼雪夫斯基）。

    风俗画描绘的对象涉及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主人公包括城里的穷苦人、小官吏、商人，当然还有俄罗斯的农民。画家们开始描绘俄罗斯生活中尚未被任何人发掘过的“处女地”。新的生活环境也成为绘画和文学关注的对象，尤其是文学，更在俄罗斯文化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文学可以表现生活的复杂性，揭露最困难的问题，并将其提升到全人类的高度，可以借助它理解人类的性格。文学的这种功能在作家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和以后的契诃夫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绘画紧随文学之后，向文学学习借鉴。画家更注重选材。这十年间绘画的主要特征是有意识地追求沉稳的色调。画家们认为美好的不是外在现象，而是美学上、精神上美感的表达，所以他们通常不去注重绘画作品本身的美感，而着重表现画面的内在精神。

    在19世纪六十年代绘画的多种流派中，有这样一批作品，只有通过它们才能再现俄罗斯当年艺术生活的真实面貌。

    在当时美术学院的画展中，展出的既有许多主流的英雄和神话题材的历史画，还出现了讲述普通人日常生活和他们喜怒哀乐的风俗画。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各种各样人物的活动、性格、典型；出现在茹拉甫列夫、波波夫、特鲁多夫斯基和科尔祖欣的绘画作品中。

    伏尔科夫的画作《法庭上》表现的则是尖锐的社会和道德批判。小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无助和面对残酷的国家机器时的无权地位引起了画家和文学家的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篇、长篇小说中多方面地表现了这一切。许多画家也深信，绘画艺术肩负的使命也是唤醒良知和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并对抗欺压个体的强权。伟大的画家和艺术理论家克拉姆斯科依的名句“画家--借助美来为真理服务的仆人”，被俄罗斯文化界的很多活动家所认同。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美拯救世界”深有同感。大作家的这一论断应该这样理解：行为的道德性、思想的纯洁性和人们的活动应建立在人际关系和生活的基础上。

    萨拉马特金的作品主要描绘的是城市下层居民。他力图透过他们的生活发掘出人类真正的本质。属于这类作品的有在这次展览中展出的《“金色岸边”小酒店的清晨》（１８６０年）。这幅画带有淡淡的幽默和对穷苦人的同情。

    １９世纪六十年代画坛的中心人物是彼罗夫。他的作品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其中一幅珍贵的画作就是《送葬》。这幅画中包含了巨大的痛苦和画家对穷困人民命运的同情。

    １９世纪六十年代的艺术为后来俄罗斯第一个绘画团体——１８７０年成立的巡回展览画派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和土壤。该团体的产生标志着俄罗斯绘画的成熟。巡回展览派画家的首次展览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彼得堡美术学院的大厅举行，吸引了观众和舆论空前的关注，“成了彼得堡的头号新闻”--当时的报纸这样写道。从那时起，巡回展览画派注定要在俄罗斯造型艺术史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年轻的却已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负有盛名的画家团体在他们的宣言中明确地将该团体的宗旨规定为：不仅要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举行展览，还要将展览办到其他城市去，使更广大的民众接触到俄罗斯的艺术并关注其成就，在社会中推动对艺术的喜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使画家能更容易的卖掉他们的画。

    画家们的宗旨和展览的性质在俄罗斯的艺术史中是一项全新的事件，完全出乎观众的意料。首先，没有料到的是对最广大的观众群体--外省观众的关注。彼得堡和莫斯科外的第一次展览在基辅、哈里科夫和奥德萨分别举行。后来的展览在俄罗斯的许多城市举行。画家和观众的兴趣都十分高涨。俄罗斯率先觉醒的这群人，已积极地参与到生活中，追求“光明与知识”。而巡回展览画派的展览正符合这种要求。巡回展览画派的画家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充分体现了“俄罗斯的新型艺术教育形式”。

    建立画家团体的首次尝试是在1863年。当时在彼得堡美术学院的围墙内发生了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14名竞争金质奖章的年轻毕业生对艺术委员会宣称拒绝用规定的同一题材创作毕业作品。他们要求每个人自由选择自己毕业创作的题材。该抗议体现的是艺术家坚持自己创作的独立性，不想受到经院教条的束缚。毕业生们的要求被拒绝，他们离开了学院，放弃了所有的名与利。“14人出走”--这一重大事件被载入俄罗斯艺术史册。“出走者”的领袖是年轻的克拉姆斯科依，他在同学中有极高的声望，对其他人的影响很大。他相信，艺术应形成人的道德理想，与学院派遵循的官方艺术观点相对立，应是自由的艺术，独立于等级制度，正如他本人说的，是“非法的”、民主的。离开美术学院后，年轻的“出走者”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组成了画家小组。该小组的宗旨是乌托邦式的所有成员一律平等。在青年们的热情支持下这个团体维持到19世纪六十年代就解散了。但是其思想影响广泛。彼得堡小组解散后很快，以米塞耶多夫和彼罗夫为首的莫斯科画家小组与彼得堡的画家取得联系，提议组建巡回展览画派。这个提议得到了克拉姆斯科依和盖依的热情支持。画家们开始积极创作，不久就举办了第一次巡回画展。其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克拉姆斯科依。他是该团体的灵魂核心。他的智慧力量，卓越的组织才能，评论家的天赋和社会活动家的气质奠定了他在画家中间无可争议的权威。克拉姆斯科依在该团体的活动中起着领导作用，一直到自己生命的终结。

    最初巡回展览的参展画家有彼罗夫、克拉姆斯科依、盖依、 萨符拉索夫、普良尼什尼科夫、卡缅涅夫、希施金。到19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们的创作个性完全形成。很快又有许多赞同他们观点的年轻的画家加入到这个团体中。这些年轻人中有才华卓越的列宾、苏里科夫、瓦斯涅佐夫、波列诺夫、库茵芝。

    风俗画在19世纪六十年代大放异彩，并长时间地占据主导地位。在19世纪七十年代，巡回展览画派中人数最多、最有权威的就是风俗画家。他们的核心就是萨维茨基、马克西莫夫、马科夫斯基、列宾和雅罗申科。与前十年的风俗画家不同的是，新一代画家追求的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艺术表现。在所有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摆在画家们面前的是人民的生活，首先是农民的生活。“庄稼汉现在成了评判者，应该体现他们的利益”--列宾的这番话表达了画家们共同的心声。

    列宾著名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１８７３年）打开了俄罗斯艺术的新篇章。在衣衫褴褛、备受压迫的纤夫中，列宾发现了鲜明的个性，他看到的不仅仅是苦难的人们，而是强有力的，值得尊敬的人。从这幅画开始，俄罗斯绘画中关于人民题材的作品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具有了英雄般伟大而深刻的内涵。继列宾的这幅画之后，在巡回展览画派的展览上出现了萨维茨基的《修铁路》（１８７４年）、雅罗申科的《盲人们》（１８７９年）、普良尼什尼科夫的《建堂节的公众祭祀锅》（１888年）等深入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这每一幅画的主人公都不是单独的个体，而代表了人民大众，是“人民的大合唱”--这是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为这些画找到的共同名称。

    那个时候，艺术家追求的并不仅是透过生活看到磨难和苦痛，还力图表现出生活中独特的诗意、美感和尊严。与前十年相比，绘画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风俗画的尺幅加大，追求有纪念碑效果的广阔画面，艺术家的活动转移到室外，光和色开始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艺术与生活着保持紧密的联系，并进入到社会矛盾领域。正是由于19世纪下半叶巡回展览画派创作中的俄罗斯现实主义的社会倾向，使它与欧洲其他绘画流派明显地区别开来。

    深刻的心理刻画和对复杂的哲学和道德问题的关注也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的一项重要传统。人类永恒的问题--道德感和对真理的追寻--被许多画家关注和探讨。首先是伊凡诺夫试图在自己宏大的画卷《基督显圣》（1856年）中解答这个问题。克拉姆斯科依继承他的传统，创作了自己的代表作《沙漠中的基督》（1872年）。盖依绘制了一系列表现基督苦难的画作。波列诺夫也创作了一批关于基督生活的作品。潜心阅读《福音书》，每一页都是人类对诸多痛苦问题的解答。克拉姆斯科依笔下的基督总是被内心的矛盾冲突折磨着，而在盖依的笔下基督则是以自身的道德力量来对抗这个冷漠虚伪的世界。对于波列诺夫来说，基督是充满光明、和谐、爱和纯洁的形象。

    在这场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试图理解人类与周围世界矛盾的、甚至有时是悲剧性的联系的艺术探索中，肖像画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画家们创作的同时代人许多肖像画，是俄罗斯精神和艺术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彼罗夫、克拉姆斯科依、盖依、列宾、雅罗申科、谢罗夫创作的肖像画重现了那个时代的广阔画面。

    画家的创作不仅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他们的心理活动，还善于表现个人崇高的道德理想。难怪在这个肖像画的长廊中有这样一些人物形象，被列宾称之为“祖国最优秀的儿女”。

    这次展出的肖像画是该体裁中最优秀的作品。如彼罗夫的作品《作家阿列克谢·费奥菲亚克多维奇·皮谢姆斯基的肖像》（1869年）。画家以单纯的，甚至是“贫乏”的绘画手段完成了这幅表现力极强的作品，这完全符合19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学观点。对克拉姆斯科依来说，肖像画是他美术创作的主要题材。他以简洁的构图和朴素的色调勾勒出同时代人们复杂而极富表现力的形象。他最好的作品之一就是《阿尔希普·伊万诺维奇·库茵芝的肖像》。

    19世纪下半叶，肖像画中一个特殊的内容就是农民形象的塑造。画家们关注这一群体，试图理解他们的心理活动、内心世界和民族服装等。盖依、彼洛夫、列宾、雅罗申科和许多画家都多次创作农民肖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