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是源于古印度的外来宗教,它的传入是中国的一件大事,自传入后近两千年来,佛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就占居了重要地位,佛教建筑也就成了仅次於宫殿的另一重要建筑类型。
从东汉至魏晋,早期佛寺按布局分有两种,一种以塔为中心,一种中心不建塔,形同宅院。
中心塔型佛寺布局源于印度佛教观念。在印度,当公元前后受到希腊艺术推动的犍陀罗艺术尚未兴起以前,还没有佛像,信徒们尊崇的对象只是佛的遗物、遗迹及代表佛生前经历的纪念物,塔是佛涅般的象征,也建在佛生前曾有过重大活动之处如成道处、初转法轮处、降魔处……等,受到很大尊崇。印度风俗——围绕所尊崇物右旋回行是最大的恭敬,所以绕塔礼拜也就成了信徒们的最大功德。这个概念传入中国,中心塔型佛寺就大量建造了。如《洛阳伽兰记》记北魏洛阳的最大佛寺永宁寺:院中有九层木塔一座,……塔北有佛殿一所,……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四面各开一门。现永宁寺遗址已经初步发掘,与文献相校十分吻合。日本大阪四天王寺模仿洛阳白马寺,现存经重修过的四天王寺也是中心建塔,与永宁寺十分相象。
中心塔型佛寺以廊庑或院墙围成院落,院中空地正好可供僧徒回行。大塔高耸,形象突出,成为构图主体,院庭四角若有角楼,则与大塔形成呼应,是大塔的陪衬,构成丰富的景观。这种构图方式中国早已有之,只不过佛寺借此来表现它自己的宗教观念罢了。
隋唐佛寺至今几乎全部不存,但其形象可以幸运地在敦煌石窟数以百计的大型经变画中看到。
壁画里的佛寺和其他重要传统建筑一样,仍然是一些具有中轴线的、规整的院落。画面表现了全寺中轴线上最重要的一个庭院,一般的布局是:庭院由四周回廊围成,前廊正中设院庭大门,或为单层或为楼,复杂的是正中为楼,左右各挟持一座单层建筑;回廊四角普遍都有角楼,从转角处屋顶上耸出,或方形、长方形,或六角、八角、圆形,内贮经卷或悬挂大钟。院内纵轴线上从前至后有一至三座殿堂,或是单层或是楼阁,也有二层塔。若是三座,则前后二座必是单层,中间一座必是楼阁,以增加天际线的起伏。横轴在前殿以前,在横轴左右与东西回廊相交处建配殿,多是楼阁,体量都比前殿小。院庭内多画成满是水面,水上立着许多低平方台,这是依据佛经描述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画出的,在真正的佛寺中不一定普遍存在。
这些佛寺壁画再一次具体显示了重视群体美这一中国建筑的重大特色:各单座建筑有明确的主宾关系,例如前殿最大,是全群的构图主体,配殿、门屋、廊庑、角楼都对它起烘托作用;各院落也有主宾关系,中轴线上大殿前方的主要院落是统率众多小院的中心;建筑群有丰富的整体轮廓,单层建筑和楼阁交错起伏,长段低平的廊庑衬托着高起的角楼,形成美丽的天际线。这些联系在各个局部之间织成了一张无形的但可以感觉得到的理性的网,使全局浑然一体。亚里斯多德曾经说过:一件艺术品"它的各个部分要这样联系着,以致改移或删掉其中任何一部分就必定会毁坏或变更全体;因为任何部分可以保留或删除而不致於显出显然的区别,那它成为一部分也是不合宜的了"。以上壁画显示的唐代佛寺建筑的群体组合就正显示了这个原则。
充满着理性逻辑的建筑构图、比起欧洲教堂来并不过分巨大的建筑尺度,使得即使在佛寺中,人们也没有过分地陷入于宗教的迷狂,在这里洋溢着佛国净土般的宁静与平安。唐代佛寺的这一性格,在颇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除了藏传佛教建筑以外的各时期佛寺的性格。只是唐代佛寺比起后代来规模更为伟丽恢宏,风格更为纯朴天真,气度从容,饱含着艺术家的充分自信,而无愧于建筑盛期的风貌。
实际上,在画面出现的主要院庭以后或左右,还会有更多的庭院,据历史记载,唐代有的大寺竟有四、五十个院落之多。
还应该补充,从隋唐开始,中心塔式佛寺已逐渐减少,塔多移至大殿两侧、殿后、寺侧、寺后或不建。这一转变说明隋唐佛教的变化:南北朝以前的南北佛教,随着国家的统一得到交流,原来的北重戒行南重义理的情况已有所改变,为戒行实践所需的中心塔渐成往事,而宣讲义理所需的大殿和讲堂就更加重要了。
现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还有4座,都是佛殿,也都在山西,十分珍贵,其中更重要者为南禅寺与佛光寺的两座大殿。
南禅寺大殿在五台山西,建于唐建中三年(782),是一座很小的殿堂,平面近於方形。因进深不大,屋顶为单檐歇山式,屋坡十分平缓。由于平面近于方形,若采用庑殿屋顶,正脊将显得过短,结构也很复杂,采用歇山,比例就很合宜,以后,这成了方形或近于方形平面的殿堂普遍采用的处理方式。
佛光寺大殿在五台山西麓豆村,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是一座中型殿堂,在寺的最后高台地上,高出前部地面十二三米。台地前有两重院落,除大殿是唐代建造的外,现存其他建筑主要都是以后重建的。
大殿平面长方形,正面七间,殿内有一圈内柱,把全殿空间分为两部分:柱子所围的空间称“内槽”,内槽四周金柱和檐柱之间的空间称“外槽”。内槽内有佛坛,上有五组造像,与建筑配合默契。屋顶为单檐庑殿,屋坡也很缓和。
空间的构成是建筑艺术有异於其他造型艺术的重大特点,佛光寺大殿为我们了解唐代建筑内部空间提供了几乎是唯一的一个重要实例。内槽空间较高,加上柱间的墙壁和佛坛,更突出了它的重要地位,上面以方格状的天花和四周倾斜的椽条组成仿佛帐顶的天花,天花下坦率地暴露梁架。这些梁架既是结构的必需构件,又是体现结构美和划分空间的重要手段。梁上以三朵简单斗拱承托天花,斗拱之间为空档,空间在其间得以“流通”,空灵而通透。雄壮的梁架和天花的密集方格形成粗与细和重量感的对比。外槽空间较低较窄,是内槽的衬托,在空间形象上也取得对比。但外槽的梁架和天花的处理手法又与内槽一致,全体一气呵成,有很强的整体感和秩序感。所有的大小空间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都力避完全的隔绝,尤其是复杂交织的梁架使空间的上界面朦胧含蓄,绝无僵滞之感。通过这个实例,可以表明,唐代建筑匠师已具有高度自觉的空间审美能力和精湛的空间处理技巧。
宋代以后留存的佛寺较多。
天津蓟县独乐寺不大,建于辽统和二年(984)。观音阁外观两层,结构实为三层。阁内有高达16米通高三层的观音塑像。阁采用套筒式结构,二、三层都是中空的,周绕两层栏干,下层平面长方,上层收小,形状改为长六角形,再上在大像头顶有更小的八角形藻井,由下仰视,两层栏干和一层藻井层层缩小,平面形式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富有韵律感并增加了高度方向的透视错觉,建筑和塑像配合得非常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