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寺庙

　　红宫最高最大，正中有一条上下通贯的凹阳台带，平顶上耸出许多鎏金铜瓦顶小殿、丰富了全宫构图，自然成了统率全局的构图中心。全宫上端横着一条暗棕色墙带，使建筑轮廓更加鲜明、与红宫也取得了色彩上的呼应。红宫的暗棕色墙带下又有一条白色墙带。与白宫的墙面取得呼应。建筑与山形也有很好的默契、前沿中部随着山势稍稍凹进，建筑最高处偏西，正当山的最高处。外墙全用石块砌筑，墙面明显倾斜，显得自然而稳定。这些，都与自然山石的构成肌理相近。建筑基脚和山坡没有明显的分界，人工与自然和谐呼应。

　　在下部石墙上加用了两排假窗，下有20多米高的壁面，夸张了建筑的高度。在暗棕色墙带上有许多鎏金铜板，墙顶的金幢、金宝瓶、金莲花伸入天空，与鎏金屋顶一起，在蓝天白云雪山的衬托下，粲然闪烁着迷人的光彩。自下而上，处理由粗而精，由简入繁，由壮实而华丽，由单调而丰富，色彩则由素净而华彩，自然将人的视线引向高处、越发显得建筑巍峨高大。 布达拉宫雄伟、辉煌、壮丽、粗犷。震撼人心，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可以夸耀于世界的建筑艺术珍品。

　　内蒙古藏汉混合式喇嘛庙大多建在平地，可以呼和浩特的席力图召为代表。

　　席力图召始建于16世纪末（明末），经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扩建而成。

　　它的总平面完全是汉式，坐北朝南，按中轴对称方式布置多重院落，从前到后是牌楼、寺门、门内东两的钟楼和鼓楼、汉式佛殿和大经堂。在大经堂前东南有一座喇嘛塔，为前庭增色不少。单体建筑除作为全寺核心的大经受是为藏汉混合风格、喇嘛塔为藏式外，其他都是汉式。

　　大经堂正立面下层七间门廊的柱子和雀替都是藏式，廊上挑出短檐，承上层栏杆。大经堂的屋顶不采用藏式平顶，从前至后由三座汉式歇山屋顶串接组成，覆盖黄琉璃瓦，与色彩鲜丽的门廊一起，显出热烈浓重的气氛，光彩照人。

　　明代至清康熙、乾隆时期，是中国建筑艺术史发展上的第三个高潮。清代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内地也建造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喇嘛教建筑。承德避暑山庄附近的“外八庙”，就是其重要作品。

　　“外八庙”在避暑山庄东、北两面，其实是12座庙，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开始建造，前后历时近70年建成。现在保存完好的还有8座，以普宁寺、普乐寺、普陀宗乘庙和须弥福寿庙规模最大、也最重要、全是藏汉混合式。比较而言，普宁、普乐二寺的汉式成分较多，普陀宗乘和须弥福寿藏式风格较明显。

　　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以一条明显的中轴线贯穿南北，前部是典型的华北汉式佛寺布局，属官式建筑，有照壁、牌楼、寺门、碑亭、钟楼和鼓楼、天王殿、东西配殿和大雄宝殿；后部地势陡然高起近10米，台地上有主体建筑大乘阁，带有更多的西藏建筑风格。

　　大乘阁为四层，基本汉式，但屋顶模仿西藏桑鸢寺，是在四角各建一亭，中央耸起重榴大亭，象征宇宙中心须弥山。阁内空间高达24米，有巨大的千手千眼观音。阁周围有14座大小台、殿，代表绕须弥山出没的太阳、月亮、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四角各有一座喇嘛塔，为白、黑、红、绿四色，代表佛的“四智”或四大天王。后部包围整组建筑的波浪形围墙，是金刚大轮围山。整组建筑象征从印度传人西藏的所谓“曼荼罗”图式，形成一种汉地罕见的新颖形式。

　　普陀宗乘庙在避暑山庄正北，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规模很大，是对拉萨布达拉宫的模仿，但加入了很多汉式建筑手法。全庙地形前低后高，落差很大。总平面可分前、中、后三部：前部仍是汉式建筑轴线对称布局方式，沿中轴线有城楼样的寺门、巨大的碑亭、在一座台子上并列5座喇嘛塔的五塔门，还有琉璃牌坊；中部面积最大，山坡上散布10余座小“白台”和喇嘛塔，模仿布达拉宫宫前建筑；最后的山坡高处是寺庙主体，模仿布达拉官，由中央红台和左右白台组成，台顶也露出几座鎏金汉式屋顶。这些“台”实际上是外面围绕着平顶楼房的一个个方院，红台里有方形重据攒尖顶的万法归一殿，东、西白台内分别是戏台和千佛阁。

　　当然，比起真正的布达拉宫，普陀宗乘的“大红台”气魄是远远不及的。